回武昌的路上,玉柱接到了消息,年羹尧战败被擒,老四却不知所踪。
当时,出于统战的需要,根基未稳的玉柱,对老四、老八和老十四的家人们,还算客气,只是把她们圈禁于王府内而已。
年羹尧就不同了,他仅仅是汉军旗人而已,在满洲权贵中的影响力,几乎为零。
所以,年羹尧兵出陕甘之后,玉柱便把整个年家的男女老少,都捉进了大牢里。
年家人被关在牢里,这都超过一年了,玉柱一直都没有痛下杀手。
说白了,等的就是年羹尧兵败。
现在,年羹尧已经完犊子了,年家人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,正式变为待宰的羔羊。
玉柱刚刚回到武昌不久,就接到了四川的捷报。
第一镇经水路入川后,短短的两个多月里,便连克酉阳州和重庆府两大要地。
等第一镇的新军,拿下了泸州府后,四川的叛军便大势已去矣。
因为啥呢?
泸州是中江(内江)和长江的交汇处,只要逆中江北上,第一镇的船队,便可径直抵达成都东南面的简州(简阳)。
从简州到成都,也就是二百里地了。
所以,泸州丢失之后,成都的叛军们坐不住了,索性杀了四川巡抚,给吕武递了降表。
即将兵临城下之前,叛军们投降了,倒也颇有自知之明。
嘿嘿,生擒年羹尧,平定了四川,大清朝的江山社稷,落入佟家之手,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。
大江南北的各省官员们,全都剪了辫子。
就算是这些人,不可能忠诚于玉柱,但是,有一点是确信的,他们再无忠于清室的可能性。
连辫子都剪了,满洲人还怎么信任他们呢?
打铁还须趁热!
借着两次大捷的东风,玉柱正式发布了王谕,武昌府定为南都。
自古以来,迁都之事,只要事先漏了风,就会被吵黄了,无一例外。
当年,赵匡胤就非常想迁都去洛阳。但是,风声留出去之后,以赵光义为首的群臣们,绝大部分都持反对的意见。
实话说,汴河根本无力承载过大的漕运压力。洛阳就在黄河边上,不仅漕运无忧,而且还有险可守。
但是,迁都这种事情,往往损害的是,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。
因为啥呢?
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,丢了实权的武将们,以及新提拔的文臣们,纷纷在开封府附近,广置良田,广修豪宅。
这种时候的迁都,就等于是让权贵集团,集体割肉啊!
玉柱就不同了,他故意选在开国之前,就定下了南都,根子问题就一个:必须趁新军内部,大大小小的军头们,在京城的利益还不大之时,抢先把都城给迁了。
等新军的军官们,在京城里,编织起了严密的关系网和利益网,再想迁都的话,几乎就不可能了。
而且,迁都之事,必须在玉柱的手里完成。
玉柱都无法顺利的迁都,就别提他的子孙们了。
想想看,以开国太祖、新军的缔造者兼讲武堂山长之威,尚且无法迁都,玉柱的继承人,只怕是连提都不敢提了。
江汉平原的地形,四通八达,无险可守,并不适合古代的建都。
但是,进入近代之后,随着火器技术的迅猛发展,水运便利,并且陆路交通发达,反而成了巨大的优势。
比如说,德国的柏林和法国的巴黎,都和武昌府的状况,大致相仿。
尤其是巴黎的塞纳河,经常爆发水患。
1910年,巴黎的塞纳河突发世纪大洪水,阿尔玛桥下的轻步兵雕像已被水淹至脖项,成为当时巴黎人竞相参观的独特景观。
不可能有洪水,就放弃了河运之利,那是削足适履的蠢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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