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而且用工匠立功按军功计算,看似效仿秦制,其实内里是另外一套,欺骗性很强,无疑是变相安抚了士族,可以说使君的手段,颇为高明啊。”
袁熙微笑道:“这个乱世士族自保尚且不暇,还要依附我捞取好处,他们哪有心思去反对这些?”
诸葛亮说的第二点,其实袁熙也很得意,真是因为乱世,士族力量削弱,才对这种手段无法合力反对,才给了他可乘之机。
盛世有盛世的做法,乱世有乱世的机缘,如何从士族手里抢走其关键的那块蛋糕,是颇有讲究的,以至于即使是皇帝,也不能为所欲为。
在科举制出现之前,士族垄断了上升渠道,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,都没有给农工商留下任何机会。
于是科举制出现了,这块坚固的石头有所松动,出现了裂缝,但随着科举制选拔出的官员代替士族成为新的固化阶级,历史再度进入了相似的循环。
因为固然读书的人多了,但农工的地位照旧,尤其是工匠,在商业发达的宋朝,甚至远不如商人。
商人开始和官员结合,形成了新的食利阶级,谓之士大夫。
这些人对于政权的认同感日渐薄弱,开始联手对抗皇权,或者分食皇权的利益,其一大表现,就是科举制中的门生老师,他们借此抱团,逐渐架空皇权。
但其本质上还是封建士大夫那一套,所以资本主义萌芽期诞生不出更多的果实,因为工匠的上升渠道被堵死了,为数不多的数学理学知识,都被钦天监等部拿去看星象了,却无法推进实际的应用。
这不是宋朝本身封建制度的压制问题,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异化,前提本身便是要削弱中央集权,对抗中央,尤其是要架空皇帝,才能让资本主义的对外掠夺性和无政府性凸显出来,这才是真正的萌芽。
但封建制度本身排斥这种行为,两者互相斗争,导致谁也不能前进,到了商业发达,走到瓶颈期,遍地都是萌芽的宋朝,两者的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。
而且士大夫阶级本身就是个怪胎,一方面他需要维护封建制度获取特权,一方面还想要试过商业获取利益,同时削弱中央皇权,这种情况下,宋朝朝堂变成了互相扯皮,朝令夕改的地方。
对于这种困局,历史首先做出改革之策的,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人。
崇宁三年,宋徽宗赵佶下令停止科举考试,改由学校升贡取士,这一举措被称为“废科举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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